读《毛泽东传》对个人的启发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前年我读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的生平有了全局的认识，也折服于他为人处世的智慧。作为邓小平的传记，全书23章，但作者仅仅用了前二章描述邓小平从1904年出生到1974年的70年，而绝大部分笔墨都用在了1976年后的经历，因为在此之前的历史，都会围绕着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

虽然此前我已经读过一些毛泽东的文章，看过他的很多故事，但今年还是第一次完整的读完他的传记，也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在选择传记前，我对比过国内外不同版本《毛泽东传》，最终选择了这本，考虑到它最完整，也相对客观。全书165万字（是《邓小平时代》48万字的三倍多），从1893年出生到1976年去世，共六卷85章，读完花了不少时间，收获也很大。我很想写一篇读书笔记，但考虑到难以写周全，因此改为读《毛泽东传》对个人的启发，这样也避免了对毛泽东评价而可能引起的争论。（就个人而言，比较认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另外，书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和军事上的描写，这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普通人用处可能不大，因此我选择那些对于个人成长有帮助的内容，总结整理如下。

1. 活到老，学到老，从书中找到实践的指导，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知识

毛泽东酷爱读书是闻名的，而且他会对喜爱的书反复阅读，据说《资治通鉴》读了17遍，不过《毛泽东传》中没有记载。传记中提到，他手不离书，晚年因为眼疾改为身边的人读书给他听，最后的读书时间是在1976年9月8日，也就是在临终前一天，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毛泽东的读书有几个特点。一是读书多。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古今中外，经典的冷门的都有，一生读过多少书，无从考计，但他在各地居所留下藏书统计有1.5万册，哪怕只读了其中的三分之一，那也是五千本。

二是“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是他的老师徐特立教的读书方法。在读书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记下来。这种习惯，从他二十岁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开始，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比如在延安时期阅读苏联哲学教科书，就留下了两万多字的批注。

三是有目的性、系统性的读书。毛泽东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解决当下或者未来的问题而读书。在年轻的时候，他在寻找方向，因此阅读了大量哲学和伦理学的书，包括孔、孟、程、朱、陆、王的儒家和理学，以及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等西方哲学，而年轻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特别是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在这个时期的读书中，毛泽东将他的主张概括为两点：一个是“精神上的个人主义”，即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二是“现实主义”，即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而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可以说，年轻时候的读书让他明确了人生的方向。

在延安期间，他又开始阅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子兵法》、苏联的军事著作等书籍，不仅如此，还组织《战争论》研究小组，据参加小组学习的人回忆：“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毛泽东将这些读书学习，结合第一次国共内战十年的军事斗争教训，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又开始大量阅读哲学书籍，主要是苏联哲学教科书，如西洛克夫、爱森堡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他的目的上总结长征前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造成的军事上的失败。毛泽东将他们总结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给会议准备了14个题目，第一个就是读书，读苏联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因为“大跃进”的盲目浮夸导致经济受挫，像历来的重要历史时刻一样，毛泽东想要带领大家学习理论，总结经验。不过，庐山会议上突如起来的变化是始料未及的。

毛泽东会通过读书学习理论基础，形成指导实践的想法，而后又会通过实践来修正或充实原来的想法，这样就能创造出经过实践检验的原创理论。毛泽东将这种认识论总结到了《实践论》中，并在文章结束时这样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2. 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开头第一句话写道：”没有调差，没有发言权“。在他看来：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早在湖南师范学习期间，他就开始实践调查。在暑期带着同学一起游学，身无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长沙及周边县镇，结交社会各类人等，写了许多调查笔记。后来在广东、湖南搞农民运动，他也是积极开展各类农民问题的调查。最著名的是在1930年5月做的寻乌调查，当时毛泽东率红军进驻江西寻乌县城，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召集了干部、手工业者、小商店老板等11人，开了十多天的座谈会。而后，毛泽东将此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了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做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同一个月，毛泽东还写了一篇文章《调查工作》，也就是《反对本本主义》。

《调查工作》写完后一度遗失。1961年，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纠正社会上泛起的“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毛泽东决定发动全党干部的“大兴调查之风”运动。恰恰在这个时候，散失多年的《调查工作》文章被找到，毛泽东很高兴，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并公开印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也作为该文开头第一句话而广为流传。

在写完《调查工作》的后一年，他在一次通告中又对这句话做了补充：“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第二句同样重要。可以说，建国前的历次军事或政治的胜利与做了正确的调查有很大关系。而建国后，毛泽东依然遵循调查的重要性，不仅听各方代表汇报，也会实际巡视考察。但这些书面报告和巡视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好听的好看的”，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没有人敢说真话。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上报的报告不放心，因此要亲眼看一看，在北京周边省市巡察了一周，在天津郊区现场现物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调查的方法没有变，但因为身份、形势等因素变了，调查的结果也可能就不再正确了，这值得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思考。

3. 乐观的去看待问题，实事求是去分析问题，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

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里的“奋斗”在当时就是“斗争”的意思。在年轻的毛泽东看来，与天地奋斗，就是与大自然奋斗，日晒雨淋，长途跋涉，挑战客观困难；与人奋斗，就是与自己奋斗，与其他人奋斗，磨炼坚强的意志，锻炼非常之胆量。而这种斗争精神，也延续了其一生。

之所以斗争，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要建立理想主义的世界和社会，要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也是在这段学习时期，毛泽东写道：“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对于中国社会，必须再造，而再造的方法上”由毁而成“，”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这也是以后他一贯的思想：从大乱求大治。这种思想和他乐观的性格也是印证的，之后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反围剿失利、长征、抗战、内战时，还是在建国后历次经济和局势困难时，他都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乐观，而且比别人都要乐观。

读书期间，毛泽东曾两次寄读于岳麓书院，讲堂正门牌匾上四个硕大的字“实事求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他也将这四个字重新解释，并嵌在了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实事”就是客观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客观规律，“求”就是研究，“实事求是”就是去调查研究客观事物，找到规律。

“实事求是”理解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做正确的调查难。而再一个原因是这个世界和社会是复杂的且变化的，不可能只有一套规律，而且即使找到了适应于当前社会和世界的规律，也不能保证该规律适应于将来。1959年初，当时正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各地上报过去一年农业大丰收，但从1月2月开始，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城市蔬菜和肉供应很少。这个问题引起毛泽东警觉，也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一份广东的材料送到他手里，说某县粮食生产大跃进，但年底却出现粮食紧张的情况，结果查出是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因此证明，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毛泽东看到报告，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错误的判断也加剧了“大跃进”的冒进。在左倾冒进导致的严重经济问题上，仍坚持认为阶级矛盾是当前第一大矛盾，实际上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对于个人，更值得警醒，因为人在取得胜利，特别是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后，很容易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因为从决策成本来看，选择习惯路线的成本最低。

抓问题主要矛盾方面我就不再多说，大家在中学课文时就学过《矛盾论》，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道理。

对于全书，我也只能只鳞片爪记录一些自己的感想，有时间的话还是建议读原书。并且推荐想读《毛选》的也先读一下传记，毕竟，了解历史背景，更能理解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写那些文章。

毛泽东在每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或在重大决策时，都会撰写文章来阐述他的观点，进而影响全党全军全国。收入《毛选》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只有少量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讲话记录整理并经过他修改定稿的。他说：“文章要别人写上很危险的。”而且一篇文章要经过反复修改，并经过多人审阅修改后才发出。多写文章，写好文章，亲力亲为的这种习惯也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开宗明义、鞭辟入里，传播性很强，往往一开头就抛出主旨。比如前面提到《反对本本主义》的开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诸如此类。不但对自己的文章如此，对中央编辑书目里看到别人文章不好的地方，也会认真修改，把冗长、累赘、看了头痛的文字改得鲜明而有力，书中记录了在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例子，很有代表性：

例如有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三十一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九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一看就留下印象。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早在1922年安源罢工时，毛泽东建议李立三、刘少奇把罢工口号改成：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牛马”这个词直到100年后的今天还在互联网上流行着。

本文的最后，记录一则轶事。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书房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他说了如下这番话：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是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人把毛泽东称为“教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