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加缪《局外人》《鼠疫》摘抄
从新冠疫情开始时看《鼠疫》，结果国内疫情都控制下去了，我还没看完。断断续续直到上周才将《鼠疫》翻完，也许是很久不看小说的缘故，对这种多人多线程发展的故事有点处理不过来，最终印象里只留下了里厄大夫。里厄是全书中头脑最清醒的人，作为医生他始终记得自己的职责。他对整日思念情人的朗贝尔说：“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只休息四个小时，没时间多愁善感。而当鼠疫过去人们狂欢庆祝时，只有他明白：“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相比而言，《局外人》我则是一口气看完的，一是篇幅短，二是情节相对也简单些。主人公默尔索回家办理母亲的葬礼，因为疲劳没有在葬礼上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后来一次意外杀人被法庭审判，结果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他在葬礼上没有哭的行为背叛斩首示众。
默尔索认为“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可这句话似乎成了他悲剧命运的根源。他的律师劝他在法庭上说是控制了自己悲痛的感情，但他却说：“不，因为这是假话。”神父来帮他忏悔，他拒绝了：“我不愿人家来帮助我，而且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敢兴趣的事情再产生兴趣。”默尔索不演戏作假，可是这在众人眼里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
加缪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否定是存在主义者，但他的作品确实都体现了存在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存在主义的维基百科词条解释如下：
存在主义（英语：existentialism），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它认为人存在的意义是无法经由理性思考而得到答案的，以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
其最突出的命题是：世界没有终极的目标；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隐隐约约而有敌意的世界中；世界让人痛苦；人们选择而且无法避免选择他们的品格、目标和观点；不选择就是一种选择，即是选择了“不选择”；世界和我们的处境的真相最清楚地反映在茫然的心理不安或恐惧的瞬间。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谬的，加缪认为人因荒谬而反抗。一如每日不知疲倦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在这种永无止尽的徒劳的工作中获得自由的成就。无所谓意义，这就是人生。
摘抄两本书中一些段落如下：
《局外人》 柳鸣九 译
最根本的问题，我再说一遍，仍是如何消磨时间。自从我学会了回忆，我终于就不再感到烦闷了。
日子，过期了当然久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某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义。
有个人早年离开自己的村子，外出谋生。过了二十五年，他发了财，带着妻儿回家乡。他母亲与他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店。为了要让她们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留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则住进他母亲的旅馆。进去时，他母亲没有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就特意租了一个房间，并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与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来了，懵然不知真情，通报了这位店客的姓名。母亲上吊自尽，妹妹投井而死。这则报道，我天天反复阅读，足足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桩事不像是真的，另一方面，却又自然而然。不论怎样，我觉得这个店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听见了他说我这个人很聪明。但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成为了他十恶不赦的罪状。
既然都要死，怎么去死、什么时间去死，就无关紧要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我发现满天星光洒落在我脸上。田野上万籁作响，直传到我耳际。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水的气味，使我两鬓生凉。这夏夜奇妙的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这时，黑夜将尽，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
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鼠疫》 刘方 译
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
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2]：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但我也有必要告诉您，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
然而，在长期的惊慌之后，人人的心都似乎变硬了，即使旁边有人痛苦呼号，谁都会照样走路或生活，仿佛呻吟已经成为人的天然语言。
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想望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
故事到此为止，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对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